来源：《石头希迁与曹洞禅》 作者：朱越利
东汉时期诞生了一部丹经，叫做《周易参同契》[1]，后人有时将之简称为《参同契》。该书历代传播不绝，孟乃昌收集流传至今的注释多达34家之众[2]。该书假借《易经》爻象系统地阐述了炼丹原理和方法，影响深远，在道教丹鼎派中雄踞“万古丹经王”的崇高地位，在世界科技史上亦放射出耀眼的光辉。
丹经备受道教尊崇，乃天经地义。世界科技界向丹经王行注目礼，亦合情合理。不意在《周易参同契》问世大约五百年后，唐代高僧南岳石头希迁推出一篇论述佛教义理的传世之作，居然也命名为《参同契》，却令人惊异，耐人寻味。
吕瀓先生用一句话解释说：“希迁借用这一书名立论，目的则在于把南北顿渐之说加以会通”[3]。这一精辟论断给人以极大启示。“参同契”三字如何能会通禅宗南北顿渐之说，吕瀓先生盖无暇展开论述，因为文章取名终究属于细枝末节的问题。但因牵涉佛道关系，这个细枝末节问题就多了一点儿特殊意义。故笔者试为吕瀓先生的论断作一注释和补充。
一
孟乃昌考证说，《参同契》之名源于《韩非子》“形名参同”、“符契之所合”等语[4]。“形名参同”四字中的“参同”二字，本为经过检验而证明符合的意思。丹经《周易参同契》旨在指导炼丹实践，其篇名“参同”二字自然与科学实验的验证之义有关。但此五字命名，时在东汉，“参同”二字之前冠以“周易”，之后偏偏加上一个“契”字，却显然深受当时盛行的纬书命名的影响。纬书的特点是以神秘的神学注释五经，企图将儒学宗教化，故其命名的格式和风格与众不同。即与经史子集不同，与道经、佛经不同。纬书如《易乾凿度》、《易稽览图》、《易通卦验》、《尚书刊德政》、《尚书帝命验》、《尚书帝验期》、《礼稽命征》、《乐稽曜嘉》、《孝经援神契》、《孝经钩命诀》、《孝经中契》、《孝经左契》、《孝经右契》等，都是五经名在前面而附加名在后的命名格式，后面的附加名大都为三言，少数为二言，大都散发着一股幽幽的神秘气息。朱子准确地指出：“《周易参同契》……篇题盖放（仿）纬书之目”[5]。可知“参同契”三字原是表示炼丹方术与《周易》有密切关系，并故作纬书的神秘状。希迁不行谶纬之术，其《参同契》亦非纬书，所以他无论如何不会自己杜撰出这样一个纬书名。这就是说，从具有纬书名的特点和《周易参同契》流传在前来看，石头希迁用作书名的“参同契”三字，的确出自丹经《周易参同契》。
据记载，六朝南岳道士中不乏烧炼外丹者。如陈慧度真人炼丹于南岳石廪峰南玉清观，丹成服之，晋永明二年或三年升举。至宋时，玉清观旧址尚存丹台、丹泉等陈慧度遗迹[6]。九仙宫邓郁之真人欲炼丹而缺少药石和设备，梁武帝闻知后鼎力相助[7]。东晋末至刘宋时上清宫徐灵期真人撰《衡山记》，描述天柱峰下有石室，室中保存着香炉、臼杵和丹灶等遗物[8]。唐代皇室多有热衷于炼丹者，唐代亦有人注释《周易参同契》[9]。南岳道士继承六朝传统，呼应京城长安，炼丹者不绝。如贞观二年招仙观萧灵护天师点化黄白之物，换成钱用来修宫观，然后炼丹于山北，服之尸解[10]。天宝初董奉先居中宫修九华丹法而得道[11]。唐末五代撰写《化书》的谭峭，泛游至南岳华盖院，炼丹于彼[12]。唐张九龄游石廪峰西洞门观，有感炼丹台，吟七绝一首曰《游洞门题陈氏丹台》[13]。由南岳长期盛行炼丹术推断，丹经《周易参同契》和其各家注释于唐代在南岳地区当流传比较广泛，石头希迁和尚研读《周易参同契》并深知“参同契”三字的奥妙，盖不足为奇。
吕瀓先生判断说石头希迁从《周易参同契》借用书名，与历史背景颇为吻合。
二
丹经《周易参同契》的“参同”二字的涵意已经远远超出了验证符合，增加了新意。《周易参同契》对组合为“三”的事物情有独钟，论述和引用颇多，如天地人三才、水火土三性、耳目口三宝、伏羲文王孔子三君等，足证其书名“参同契”三字主要表达三种事物统一于一体的思想。《周易参同契》曰：“大易情性，各如其度。黄老用究，较而可御。炉火之事，真有所据。三道由一，俱出径路”[14]。这是说，大易的法则、黄老思想与炼丹方法等“三道”的总依据相同，可以融会贯通。《周易参同契》又曰：“罗列三条，枝茎相连，同出异名，皆由一门……命《参同契》，微览其端”[15]。这段话指明书名“参同契”三字是三家同出一门的意思。后人多领会《周易参同契》书名原旨。尽管具体解释各有千秋，但将“参”理解成“三”，许多注家不谋而合。例如宋俞琰《周易参同契发挥》卷9曰：“参，三也”[16]。“同”，一些注家释为“通”。“契”，一些注家释为“书契”，另一些注家释为“合”。“参同契”也就是三家相通的经典或三家同为一家、契为一体之意。
禅宗南北两派也可用“三”即“参”字表示。希迁之后的宗密和尚撰《禅源诸诠集都序》卷上之二将禅宗分为十家，并将十家合并为三宗，曰：“禅三宗者：一息妄修心宗，二泯绝无寄宗，三直显心性宗”[17]。若将“参”看作“三”，“参同契”三字可表达禅三宗同为一家、契为一体之意。宗密划分的三宗，在希迁时即已存在，禅三宗即概括了禅宗南北顿渐两说。
彭晓《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后序》曰：“《参同契》者，参，杂也，同，通也，契，合也。谓与诸丹经理通而契合也”[18]。这就是说，“参”亦作“杂”讲。唐无名氏《周易参同契注序》和朱熹《周易参同契考异》卷前载黄瑞节“附录”也将“参”理解为“杂”[19]。“杂”也就是“众”。“参同契”即“众同契”，也就是与其余诸家理通而契合之意。
宗密划分的禅宗十家是江西、荷泽、北秀、南侁、牛头、石头、保唐、宣释、稠那和天台。按照“众同契”的理解，“参同契”的意思则变成每一家都与其余九家理通而契合，说到底也还是南北顿渐两说理通而契合之意。
希迁的《参同契》的中心思想即在于将禅宗南北两派的学说统一起来，故该篇开宗明义便旗帜鲜明地宣布这一点说：“竺土大仙心，东西密相付；人根有利钝，道无南北祖”[20]。“参同契”三字被解作“三同契”和“众同契”时，极端简明地概括了将禅宗南北顿渐两说统一起来的中心思想。
“参同契”三字概括的这种思想体现了佛教思想的精神实质。佛教向人论述真空、妙有也好，教人明心见性、顿悟渐悟也罢，都要求人们做到无住、无滞。认为如果执着一端，滞于一处，哪怕是执着求佛，滞于以空，都难以明了真理，难以成佛。会通顿渐两说正是避免滞碍的良方。
会通南北顿渐两说即充分发挥两说各自的作用，并将两说的作用结合起来。走这条道路是中国佛教的传统，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在希迁时代显得十分迫切。
汉字具有一字多义、不同单字相互易于组合的特点。运用这种特点，一语双关甚至多关，巧喻妙对，精炼概括，是中国语文传统的艺术表现手法，在各种著作中屡见不鲜。只要运用得好，有实质内容，就不会沦为文字游戏。丹经《周易参同契》书名运用这种特点即很成功。希迁吸收了丹经《周易参同契》命名的成果，为己所用。与他同时代的文化僧人对希迁《参同契》篇名的涵意，当不难心领神会。
三
“杂”即“多”，“参”亦作“多”讲。“同”则一致，则归于统一，故“同”亦作“一”讲。“契”即契合。故“参同契”也可理解为“多一契”。
希迁的《参同契》很强调理事会通，论述颇多。如曰：“灵源明皎彻，支派暗流注，执事元是迷，契理亦非悟”。理事关系即一多关系。“参同契”三字作“多一契”理解时，表达了理事会通的思想。这种思想辩证地把握了个别和一般、具体及抽象的关系。用华严宗的话讲，叫做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。希迁关于理事会通的思想正是针对南北二宗的偏执有的放矢的。正如吕瀓先生指出：“北宗比较执着事相，南宗则着重于理的方面，各侧重一面而未能把二者贯通起来”[21]。
希迁的《参同契》发挥僧肇《肇论》“会万物为己”的思想，在理事会通思想的基础上提出“回互”说。这是一种具有相当理论高度的提法，反映了希迁思想的深刻性。其曰：“门门一切境，回互不回互。回而更相涉，不尔依拉住”。华严宗有“十玄门”说，所谓“十门即一，一即十门”，即“十玄门”相互都是一多关系[22]。希迁进而认为“十玄门”应当“回互”。这是将“契”字解作“回互”，即将“参同契”三字作“多一回互”解。“十玄门”回互也就是南北顿渐两说相回互。
对于佛教徒来讲，一见到“参”字，恐怕最先想到的字义是作探究并领会讲，作参禅讲，即希迁《参同契》所说“谨白参玄人”之动词“参”讲。这样，“参同契”三字的涵意则变为参究其同、与同相契，或者变为参究而合同契合。总之，变为参究回互之理、走回互之路的意思。这种理解是符合字义的，但已超出了丹经《周易参同契》和历代注家的理解。这表明，“参”字作动词理解时，将“参同契”三字多义和灵活组合的作用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。
当人们阅读了《参同契》全文后，即会体会到，石头希迁在号召他们参究南北顿渐两说会通之理，并使自己的言行与会通之理相契合，号召南北两宗合同契合，走回互之路。这正是希迁著《参同契》的最终目的，即敦促人们见诸实际行动。其曰：“事存函盖合，理应箭锋拄，承言须会宗，勿自立规矩。”这时，“参同契”三字无异于大声疾呼：“认真参究！努力回互！”石头希迁借用“参同契”三字作篇名，表现出高度的创造性。
四
如上所述，希迁借用“参同契”三字成功地概括了会通南北顿渐之说的思想，并号召人们见诸行动，完全符合《参同契》一文的要旨。所以，吕瀓先生才作出那样精辟的论断。此外，笔者认为，希迁借用这个书名，大概还有篇外之音。
“参”被理解为“三”时，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禅宗和佛教其它宗派。宗密在《禅源诸诠集都序》中不仅将禅分为三宗，而且将教也分为三种，这里的三教即各宗派。还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三乘，即大乘、中乘和小乘。三乘即各宗派。
“参”被理解为“三”时，更容易使人扩大视野，联想到儒释道三教。希迁使用“参同契”三字作篇名，大概还暗示说，佛教诸宗以及儒释道三教皆相回互，佛教信徒和学人应当参究此理，高瞻远瞩，敞开胸怀，融通三教，广纳百川，会通更广博的知识与思想。希迁的《参同契》以“竺土大仙心”句始，以“谨白参玄人”句终，有意在文章首尾涂上道教语言的色彩，也许是在提醒读者留意篇名“参同契”三字之篇外之义。其实，仅仅借用道教丹经名这一行为本身，就是对偏执陋习的一种挑战，就是为融汇三教树立了一个榜样，就是一种“参同契”的实践，展示了他精湛的学识和开阔的心胸。
这意味着，石头希迁指示的“参同契”之路，不仅是南北二宗会通之路，而且是佛教内部各派会通之路，是儒释道三教会通之路。佛教在中国逐步产生派别之后，各派间的会通便成为促进佛教健康发展的历史需要。自佛教传入中国的第一天起，儒释道三教即开始既斗争又融合。斗争促进了融合，融合缓和了斗争，最终使佛教走上中国化的必由之路。自觉地促进佛教内部的团结，自觉地引导佛教走中国化的道路，一句话，走回互之路，走“参同契”之路，体现了希迁的远见卓识和崇高境界，也是历代高僧为之奋斗的事业。
何云将“回互”理论视为希迁思想的特色，给予高度评价说：“它向人们提示着一种重视不同系统、不同层面的文化的相互内在联系亦即文化传统和整合，注意内在的自我规范和约束的文化方向。”开创了“禅宗所必经的文化整合之路”[23]。“回互”理论即“参同契”思想，文化整合之路即“参同契”之路。
从希迁的《参同契》篇名想开去，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，希迁思想理论的核心，希迁修行实践的特色，一言以敝之，曰“参同契”！希迁禅风达到了“石头路滑”的会通境界，是其“参同契”思想和实践所结的硕果。
“参同契”三字言简意赅，字字多义，既能概括通篇深旨，又能超出篇外，既有简炼而准确地言传希迁的微言大义，又能显示身教，确实难易它名。希迁必然是斟酌再四，确信其文命名非此三字莫属。希迁借用此三字作篇名，原因大概在此。
五
希迁“参同契”思想影响深远，不仅开曹洞宗的理论渊源，而且远播东瀛。还有一个小事例也可说明问题。明末清初一揆禅师晚年静修于参同庵。时人王庭撰《参同庵记铭》解释命名的涵意说，参同即同中有异，异中有同，参异而得同，明三教一源，消末法之争，并释外道之疑[24]。由此可知此庵的命名，当不是取自丹经《周易参同契》，而是继承了希迁的《参同契》的思想。
“参同契”思想在今天仍然给人以有益的启示。可以这样说，中国佛教，以至中国五大宗教，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走着“参同契”之路。带领广大信徒自觉地走“参同契”之路，是中国每一位宗教领袖和宗教思想家的光荣责任。
【注释】
[1] 三国虞翻曾注《参同契》，注本已佚。《神仙传》曰魏伯阳作《参同契》。《颜氏家训》提到《参同契》。陶弘景《真诰》述《参同契》作者为徐从事。自正史两《唐书·经籍志》著录《周易参同契》为东汉魏伯阳著以后，历代志书皆沿袭不替。尤其五代彭晓在《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序言》中确认《周易参同契》为魏伯阳著以来，朱熹等历代注释者以及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皆承续彭说。影响所及,近现代学者亦多依从，笔者几部著作和一些论文亦未逃脱。唯孟乃昌详加考辨,推翻定论,证明：一，《周易参同契》的作者原为汉顺帝时人徐从事(约130年前后)和汉桓帝时(147—167年)人淳于叔通,徐著为五言诗体,淳于著为骚体；二 , 汉灵帝、少帝时人魏伯阳（约170一210 年 ) 为之注 , 其注为四吉诗体 , 后混入正文；三 , 书中的三言诗体《鼎器歌》出于西汉末东汉初 , 被《周易参同契》作者纳入书中 ； 四 , 书中所谓的“古歌”并不古 , 是后世混入《周易参同契》者 ( 参阅 孟乃昌：《周易参同契考辩》第 38—98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3 年 ) 。
[2] 参阅孟乃昌：《万古丹经王〈周易参同契〉三十四家注释集萃》，华夏出版社，1993年。
[3] 吕瀓：《中国佛学源流略讲》 , 第 238 页。中华书局 ,1979 年。
[4] 孟乃昌：《周易参同契考辨》第 32 页。
[5] 朱熹：《参同契考异》 , 《道藏》 20/131 上。
[6] 参阅《南岳九真人传》和《南岳总胜集》 , 见《道藏》 6/860 下和 11/119 中。
[7] 同（6），见《道藏》 6/861 上和 11/118 上。
[8] 同（6），见《道藏》 6/860 上和 11/113 中。
[9] 今存唐代注本为“长生阴真人注”《周易参同契》 3 卷（《道藏》 20/65—96）和“无名氏注”《周易参同契注》 2 卷 （《道藏》 20/161—192） 。
[10] 参阅《南岳总胜集》 , 见《道藏》 11/115 下。
[11] 同（10），见《道藏》 11/114 上。
[12] 同（10），见《道藏》 11/113 中。
[13] 同（10），见《道藏》 11/119 下。
[14] 见彭晓注《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》卷下《大易惰性章第八十五》 , 《道藏》 20/155 下。
[15] 同（14），《道藏》 20/156 下。
[16] 《道藏》 20/259 上。
[17] 《大正藏》 48/402 中。
[18] 《道藏》 20/160 下。
[19] 《道藏》 20/161 中、20/188 上。
[20] 载普济著《五灯会元》卷 5 《石头希迁禅师传》 , 苏渊雷点校本上册 , 第 255 页 ,中华书局 ,1984 年。以下引希迁的《参同契》 , 皆出此处。
[21] 吕瀓：《中国佛学源流略讲》第 238 页。
[22] 法藏的“十玄门”说 , 见承迁注《大方广佛华严经金师子章》（《大正藏》45/669中一 670 中 ) 和《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〈华严五教章〉》卷4（《大正藏》 45/505 上一 507上）。智俨的“十玄门”说 , 见《华严一乘十玄门》 ( 《大正藏》45/515 中 ) 。
[23] 何云：《石头希迁评传》 , 《佛学研究》创刊号第 182—183 页 ,1992 年。
[24] 超琛说、普明编、明俊录《参同一揆禅师语录》附（依驹本印），新文丰影印《嘉兴大藏经》39/15。
原载：王兴国、徐荪铭主编《石头希迁与曹洞禅》，岳麓书社，1997年版 。